城市更新是动态的更新，既涉及物质性的更新，也涉及非物质性的更新，包括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更新，建筑的更新，城市环境和道路的更新。将消极的城市空间转换为积极的城市空间，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生活方式、城市管理模式的更新，是一种微治理，“润物细无声”的，或者说针灸式的更新。公共空间的塑造并植入公共艺术是城市更新的显形，而更重要的是创造内在的和谐。城市更新实质上是城市理想、城市艺术和城市价值的体现。城市更新的核心不是形式的新或旧，而在于理念的新或旧，在于内在的和谐与理性。
城市更新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需要有理想，怀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激情。城市更新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需要有理想，怀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激情。因此，城市更新也是理想、艺术和价值的体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我们的城市更新既要实现看得见的和谐，也要实现看不见的和谐。
城市更新需要推动力，推动力可以是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进博会等；也会由于产业结构重组而需要城市结构的更新；旧区改造和城市修补会推动更新；生态修复也需要在城市更新时实现；灾后重建会形成更新；公共空间开发是城市更新的组成部分；基础设施更新也是城市更新；交通组织推动更新；滨水空间的更新是信息社会的表现。
——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提出了非常美好的目标：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然而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上海面临着环境和资源等各个方面的紧约束。上海市面临的两个有代表性的约束性指标，一个关系到人口，一个关系到土地。根据统计数据，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 400万。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对土地的需求，使得上海市土地开发强度超过了45%。在这个数据背景下，上海市的长期规划里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上海太大了。基于这样的判断，相应的政策导向就是控制城市人口总量，以及建设用地减量供应，但这样一个判断有待商榷。当针对人口和土地的问题讨论城市发展时，首先必须界定清楚我们所说的“城市”是什么概念，这可以通过将上海与东京作比较来明晰。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三个经济带的发展状况，也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发展合作方式。第一个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处于布局合作阶段，国务院正式发文把这三个省市部分地区围绕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集中起来开展合作，就是布局合作。第二个是长江上游城市群，处于要素合作阶段，成渝城市群是如何形成的？原来，四川省都是“一家人”，重庆和成都在一个城市群体系中，行政区划分开以后，“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成渝城市群开展合作的区域范围、四至边界非常清晰，只要理清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发展思路，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非常快，目前，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第三个是长三角城市群，正处于制度合作阶段，也是最难的阶段，就是把长江三角洲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制度体系。制度合作本身为什么会形成，主要是因为长江三角洲连续十几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把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带动起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拥有了16万亿的GDP总量，地方政府对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产生了闭关自守的思想，不允许经济要素的流出，主要是考虑到地方税收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意识到，如果在制度合作上没有新的突破，再不推行区域一体化，今后会影响长三角区域整体的发展，所以在长江三角洲的区域规划和中国城市群的建设中，要把要素合作、制度合作作为最重要的内涵。在区域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的一体化，更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一体化。制度合作是政府要拿出制度资源，来配置、影响、供给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体制资源要全覆盖，这是区域一体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郁鸿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博导
目前上海已涌现出了一批以生态规划引领、绿色技术支撑的绿色生态城区典范，如上海虹桥商务区已于2018年11月获评中国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营标识，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世博园区、崇明陈家镇国际生态社区等都在积极打造绿色生态城区。在新建城区方面，上海的绿色生态城区更加注重在土地利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资源与碳排放、生态环境、智慧管理等方面规划、建设与运营；在老旧城区方面，面对建设用地“负增长”，为确保总量锁定、减少增量、开发存量、优化土地结构。中心城区未来更新规模体量达1.5亿方，其中工业用地转型空间为9 000万方、旧住区占6 000方，急需注重更新升级，倡导功能、空间、建筑、环境、文化、交通方面的绿色生态品质提升。下阶段，建设绿色生态城区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大势所趋，将成为上海各区域的工作重点。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DG/TJ08-2253-2018已明确了“选址与土地利用、绿色交通与建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低碳能源与资源、智慧管理与人文、产业与绿色经济”六大指标体系，全方位提出并引导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应该达到的技术指标，但是如何把这些硬性指标与2035的总体规划需求和定位相结合、形成因地制宜又各具特色的“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的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方案？此为当务之急。
——韩继红，上海市建科院绿色建筑与城区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教授级高工
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国务院提出的“上海经济区”，其中包括苏浙沪的10个城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苏浙沪皖三省市之间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多，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念也多次发生变化。目前对长三角城市群最新的官方界定是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给出的，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沿江发展的26个市，国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16.13万亿元，总人口1.5亿，分别占全国的2.2%、19.5%和11.0%。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和世界主要城市群相比，尽管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人均GDP仅1.4万美元，远低于其他五个世界级城市群（按人均GDP水平依次为：五大湖城市群6.7万美元、波士华城市群6.2万美元，英伦城市群5.5万美元，日本东海道城市群4.8万美元，欧洲西北部城市群4.6万美元），但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驱动潜能却是不容小视的。在长三角城市群“一市三省”格局中，上海是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金融中心，同时有着广阔的腹地，能够与沿江三省实现经济联动发展。
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一市三省”聚集了300多所高等院校、近300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年R&D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30%左右。在目前获批的三个综合性国家级科学中心中，有两个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创新环境营造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云集了全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产业基础雄厚；上海正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大量的证券、基金、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雄厚的资本力量对企业的创新转化形成强有力的支持；长三角城市群也是中国最开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国际贸易活动频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2%；外商投资热情高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甚至超过了全国的一半，达到55%。这些为长三角城市群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全球研发网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褚敏，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是介于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的一种跨行政区创新体系。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也不同于各省或各市的区域创新体系。这种跨行政区创新体系是在各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之上，通过一个跨区域的协调组织，把同技术创新关联度较强的诸要素经过有效的整合，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运用系统的作用，减少要素之间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要素活力，共同推动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开展。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治理不宜采用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结构，而应该采用网络治理模式。
网络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或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就本体论而言，网络治理横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与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三大部门领域。三个部门间互动关系密切，政府处在一网络系统下，同时与许多非政府组织发展网络关系。由于政府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应重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功能及其拥有的广大资源；政府应能有效利用社会团体的资源，与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为社会提供更多元丰富的公共服务。
——朱春奎，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海洋文化显著特点之一是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中国海洋文明肇始就存在南方百越文明与北方东夷文明地域性文化差异，历经时代变迁，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海洋文化。地域性海洋文化的形成是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培育的结果，有它自身的传统、积淀、特色和风貌。现在提出区域海洋文化概念，与传统的地域海洋文化、学术界研究的文化区域、海洋区域视角不同，它形成的基础涵盖了地域性海洋文化范围及属性，但不是单纯的地理或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是当前区域社会发展一体化条件下带来的空间文化联系与互动，有一定的特殊性。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区域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是区域海洋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区域合作机制是区域海洋文化一体化协调的管理体制。
就区域海洋文化而言，区域也是一种变量形态，国家、区域和地方三个层次，具有不同功用和价值，区域更多呈现大局部小整体的格局，主要作用不是改变区域内海洋文化的性质，而是在更高一个层面和空间释放海洋文化的能量及价值。区域文化观对区域经济社会有重要影响，区域变化会影响海洋文化改变。本文所论区域海洋文化是基于长三角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划特征。与学术界一般诠释地域文化即区域文化内涵不同，它们多从历史地理角度表述，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关东文化、东北文化、西域文化等。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是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区域内具有海洋特征的文化资源或文化现象。区域一体化中的长三角海洋文化特色，不仅包含了历史地理意义上现成的地域海洋文化特色，而且包含了区域内海洋文化之间的整体性、多样性、联系性和融合性特点，更主要的是突出一体化带来的区域内海洋文化资源在管理、服务、产业上现成的整体性合作机制，强化区域海洋文化内在联系与结合，构成具有合作机制的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特色。
——时平，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长三角地区高职院校酒店专业，主要面向长三角区域的酒店、旅游餐饮企业，培养具备星级酒店、品牌餐饮企业一线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职业院校通过与知名酒店、企业加强校企合作，探索校企深度融合、校校联合新模式，培养优秀的酒店人才，从而服务于旅游酒店行业、企业，为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地区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为此有三个建议：
一是构建长三角旅游（酒店）职教联盟。在各省市建立的职教集团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长三区地区旅游酒店职教联盟，共同研究长三角地区酒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共同研究开发旅游（酒店）专业课程，形成专业教学课程体系；建立校际之间专业教师联动、交流、培训机制，提高酒店专业师资教育教学水平；加强校际互动与交流，促进长三角地区各院校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二是构建校企合作联动机制，有效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在建立长三角地区职教联盟的基础上，加强联盟与旅游（酒店）行业国际知名品牌企业的深度合作，搭建国际间的校企合作平台；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校企共同育人，形成双主体育人机制；积极探索推进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尝试企业、学校共同出资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加强开展多元化的国际交流和培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促进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三是构建长三角“服务-学习”育人新模式。长三角地区高职院校应该积极主动地学习“服务—学习”这一世界专业服务理念，将品德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融入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中，使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养成服务社会的意识，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不断打造自己的职业核心能力，使学生养成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树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立德树人”作用，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匡家庆，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培训处处长